羊城晚報記者 林世寧 實習生 高晴文
  翻開此次回到中山大學的1927年出版的《格羅夫氏音樂與音樂家辭典》,一股厚重的歷史感撲面而來。這一套英語世界權威音樂工具書共五本,它的紙張雖然已經泛黃,但依然保存完好。自1944年從中山大學借出之後,這套書經歷了抗日戰火的洗禮,游歷了海峽兩岸,時隔69年之後,再次回到廣州中山大學。
  “1944年夏我借了此五冊,適值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奉令疏散,我還書給圖書館時,他們說已裝了箱,不肯收書。害得我把這五冊書放在包袱內,背著逃難,疏散路程由連縣、連山、八步、茂名,藏身湛江培才中學。1945年底,抗戰結束,又把此五冊提著走路返廣州,送回中大圖書館,職員皆不肯收。他們寧願當做疏散時失掉,以免麻煩云云。”
  扉頁上這一段獨特的題記,是我國音樂大師黃友棣的親筆。黃友棣在民國期間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歌曲,他的代表作品《杜鵑花》在當時無人不曉。黃友棣曾在1940年任職於廣州中山大學,1944年他從圖書館中借出了一套五本的《音樂大辭典》,後來因為抗戰爆發,這本書也就跟隨著黃友棣先生漂泊半生。最後歸還至高雄中山大學,“勉強也算是書歸原主”。
  2004年起,在廣州中山大學與高雄中山大學多次協商之後,這一套書即將物歸原主。在移交儀式進行之前,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向眾人講述了這套書背後的故事。
  萬里還書之路,只為一個信字
  1938年10月,正值抗日戰爭的武漢會戰,廣州告急,中山大學奉命西遷。此時館藏的20多萬冊圖書隨之裝箱轉移,直至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中山大學師生才陸續返回廣州。7年間,中山大學輾轉雲南、廣東多地辦學。
  1944年,中山大學在韶關辦學時,任教的黃友棣借閱了全套《音樂大辭典》,而當年欲歸還時,卻被拒收,“當時還在打仗,兵荒馬亂的,當時圖書再度裝箱準備轉移,而且也確實沒有空餘的位置放置這五本厚厚的典籍”。
  黃友棣只好帶著這套書逃難。五本典籍也就一直放在包袱里,跟著黃友棣翻山過海。到了1945年底抗戰結束,黃友棣帶著一直精心愛護、完好無損的《音樂大辭典》回到廣州,想要送回中大圖書館。但圖書館仍不肯接收。“當時廣州剛擺脫日軍控制,並沒有館舍放置藏書。當年撤離時的42名圖書館員工,也在路途中陸續離去,回到廣州之後僅剩9人。其實我們不是不收,實在是沒有條件收。”程館長解釋道。
  抗戰勝利之後,黃友棣先生帶著這套書輾轉香港、臺灣,最終在1998年將《音樂大辭典》歸還到高雄西子灣的中山大學圖書館。此時距離他從圖書館借出這一套書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他說,總都是“中山大學”,“勉強也算物歸原主吧”。
  程館長表示,黃友棣先生秉承“誠信”二字,經歷半生不忘歸還大辭典,實在是可敬可佩。
  兩校此呼彼應,共圓大師夙願
  如今,黃友棣先生已經去世,而這套《音樂大辭典》,也將在借出69年之後,重新回到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這大概是中國借還時間最長的書了。”程館長感慨地說。
  然而,從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回來的這一路並不順利,其中歷時九年,有過許多的波折。作為促成此事的關鍵人物,程館長繼續講述了這一段故事。
  2004年中山大學校慶,程館長第一次聽說有一位老校友想要歸還借出的一套音樂大辭典,奈何身在海外,未能如願。但當時由於返校的校友行蹤不定,程館長沒能找到這位想要還書的人。
  一晃6年過去了。2010年,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程館長從訪問中山大學的臺灣大學教授沈東那裡瞭解到校友黃友棣歸還《音樂大辭典》至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動人故事。隨後,通過《聯合報》等媒體對於黃友棣先生的報道,程館長終於弄清楚了事情的始末。他認為,歸還至高雄中山大學並不是黃友棣先生的本意,“他的最終心愿仍然是物歸原主——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於是,程館長堅定了送辭典回家的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程館長不斷與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館長溝通,希望對方能歸還此書。一開始,高雄中大的館長以時機不成熟為由拒絕了。直到2011年夏,程館長與來訪廣州的高雄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教授再次提起這個事情,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一件好事,應該共同成就這段誠信和友情的佳話。
  林世寧、高晴文  (原標題:漂泊大半生 走過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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